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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兩個制度性文件外，最吸睛的是會議公報中首次提及的「習核心」：「全體黨員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」，引發廣泛關注。

在大陸政治語境中，核心一詞並不少見。毛澤東、鄧小平到江澤民主政時期都使用了「核心」概念。核心不僅是一個說法，它體現的是一種作用。即對國家發展、黨的建設擔負更多切實責任，在人事安排和重大議題上也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。對執政黨而言，核心不僅是組織上的領導，還意味著思想及政治上的領導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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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在六中全會之前，習近平已經是中共真正意義上的核心。作為中共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，習近平治黨、治軍成效顯著，黨內、軍中風氣明顯好轉。在經濟、國防、民生、外交等領域，習近平亦展現領導力。民意對確立「習核心」有一定基礎。據相關人士透露，在六中全會文件徵求意見的過程中，大陸地方和部門及軍隊，均希望明確習近平為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。六中全會只是將事實上的「核心」予以確立，應當說是「水到渠成」，並不突兀。至於為何在這個時機予以確立，是基於歷史經驗和現實考慮。

中共十八大以來打掉的一批「大老虎」，包括薄熙來、周永康等，都在黨內另立山頭。除給國家帶來經濟損失之外，亦造成黨內政治內耗。確立核心能規避黨內拉幫結派，增強黨內向心力。好比核聚變，能量聚集所產生的效應優於核裂變產生的負面能量。國民黨目前就臨近「核裂變」狀態，無疑傷及整體元氣。

在中共的歷史上，也一再證明，確立核心有助於度過困難時期。鄧小平曾說，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。有一個核心，一個政黨能夠經得起各種挫折風浪。遵義會議前，中共黨內思想上相繼出現過「左」或「右」的爭議，後因毛澤東核心地位的逐漸確立，因而定於一尊，國家走上獨立自強道路。毛時期，從長征之前的險境到建立政權到建成完整的經濟體系，均得益於中共領導核心的穩定。鄧小平時期，正是作為核心，他得以力排異議做出了撥亂反正、改革開放的正確抉擇，開啟了大陸30多年的經濟奇跡之路。

從現實來看，大台中公司設立陸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，國內治黨反腐、推進經濟改革阻力不小，國際環境亦複雜。具體到十三五規畫及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，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把握方向、推進改革。十九大以前，在中央領導層強化核心領導，也是穩定人心的一個舉措。

世界歷史已證明，威權主義有利於促進民族復興。後發追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需要政府主導和強勢領導。對東方國家來說，更是如此。沒有強領導人，容易一盤散沙。大陸曾倚重的新加坡治理經驗，正是李光耀時代的強人政治，創造了新加坡奇跡。當前，大陸GDP雖已躍升世界第二，但整體實力仍是後發國家。加上龐大的人口與國家體制，依然需要具有公信力的威權統治。但硬幣都有正反面，失去約束的威權將使大陸出現不可逆轉的風險。歷史上亦有先例。原因在於，高度集中的權力缺乏事前約束與事中監督、事後追責。值得關注的是，六中全會加強了對「掌握權力者」的權力的制?力量。

六中審議通過的兩部重要法規，分別是《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》和修訂後的《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》。《準則》的效力僅次於黨綱，屬於高階法規，從12個方面對黨內政治生活提出明確要求作出具體規定。《監督條例》則提出了堅持信任不能代替監督、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的原則。兩者都重點聚焦黨員高級幹部，規範高至中常委。

腐敗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危險往往在最高層。六中全會全覆蓋、高密度、高嚴度的「立規矩」，體現了權力約束的針對性。此次大會除了建立黨內監督規矩之外，並首次將監察機關與人大、政府併列，新的國家監察體系建設已提上日程。此外，公民社會輿論監督力量的逐漸壯大，也是對權力的外部制約。

威權體制下的新加坡以高效廉潔的治理聞名，這離不開法治的作用。「絕不寬容違法者」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治國作風。每一個公民都必須遵循法律照章辦事，不能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權、作風存在。這依然值得大陸記取。

整體來看，六中全會體現了富有大陸特色油煙處理設備的政治進步。建立可制衡的權力核心，利於開明強人的出現，也為實現民族復興奠定了基礎。

(旺報)